记录历史的方法有两种，一是史书的，一是史诗的。即便是后者，二十世纪以前的史学家们也认为，史家并不那么重要。谁会在乎《江格尔》的作者是谁呢？荷马也不过是一个集体性的笔名。对此，十九世纪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富斯特尔曾有一个经典性的说法，他说：在著史时，“说话的不是我，而是历史通过我说话”。
然而，进入二十世纪，这一观点被彻底地颠覆了。本纳德多·克罗齐说：“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”；卡尔·贝克说：“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”；卡尔·包勃尔则认为：历史“是一种社会的、政治的和道德的（或不道德的）哲学。”他们的看法构成了20世纪人类对历史认知的主流。这一演化近年在国内也有反映，一是史书的版本越来越多，二是个人化日趋明显，如今不是有人在治现代文学史时，把金庸的地位排在了茅盾的前面了吗？
我一直在想，介于史书和史诗之间的新闻为什么不可以成为历史呢。读完《世纪洪水》，我发现，新闻不仅能因为记录了某些历史的片段，而成为史料，而且还能够以记录者的“哲学”为经纬，去编制一个独立版本的历史。
对今夏的百年未遇特大洪水，中国青年报以空前规模出动40多名记者，在南线的武汉、九江、公安、监利、洪湖、荆州、岳阳以及北线的哈尔滨、齐齐哈尔、佳木斯、大庆、甘南、肇源、杜尔伯特等要地，逐一布防，进行了全覆盖采访。洪水退去一周后，报道被梳理、补充和深化，编辑成了这本《世纪洪水》。
《世纪洪水》的体系是完备的，史料完全一手（许多还是独家的）。当然也有取舍，然而取舍的疏而不漏的“网”，正是中青报一以贯之的“哲学”。如果说，我们曾容许过《剑桥中国系列史》的话，那么《世纪洪水》完全可以被称作中青版’98中国抗洪史。
社会发展到今天，史料信息已是完全对称。当代史的高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代史“哲学”的高度。那么《世纪洪水》的“哲学”是什么？
中青报记者张建伟曾说，中青报习惯于“证伪性”思维。这几乎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。人类对历史认知的主要方式是归纳，然而任何一种归纳都是一种丧失。如果有1000种理由可以支持这个事物的价值，但只有一个证据“证伪”了这个事物存在的价值，这个事物就被证伪了。这就是“证伪”的力量之所在。中青报人固执地认为，“证伪”是切近历史真实的最好方式，因此对历史事实的审视常常是批判性的。这时常引来非议。
其实，“证伪”是一种更高层次的“证实”。具体到《世纪洪水》，我以为其审视历史的思想依据无非两个：一是民本主义，一是科学理性。这实际上也是人类的一种共同认知，它在校园被讨论和传授，由知识分子维系着，时而与现实吻合，时而与现实悖离。这种理想主义元素的最佳携带者是青年知识分子。我还没有看到比中青报离他们血缘更近的媒体，它体现了这一群体全部优点和全部缺点。这也许就是“中青视角”的意义。
《世纪洪水》独家披露了监利县破民垸行洪的真实情况，独家披露了九江决口的情况，独家披露了公安县52万人大转移的情况。有评论家指出，中青报对这些经典性历史场面的记录，既不把群众看成是没有血肉的“英雄”，也不把他们看作是“愚民”，而是把他们当做为了生存，为了美好生活，而在灾难面前爆发出惊人意志和力量的普通人。
在《世纪洪水》中，《人墙》和《家园的呼唤》是两个互补的章节。前者描写了人的超常的一面，描写了人在极限状况下，充分表现出来的真善美。英雄行为，指的就是普通人在特定环境下，对庸常状态的超越。而后者则描写了灾民朴素现实的一面。人总是有与社会理性相冲突的地方，这种个人意志与公众意志一样，也应当受到尊重。只有做到了二者的均衡，史家对历史的纪录才能得到人民的认可。
过去认为，众人意志就是绝对意志，民主的结果就是正确的结果。现在人们终于认识到，只有在没有特定指向的条件下，为着终极目标而制定的原则和规范，才是科学理性的准绳。本着这一思想，《世纪洪水》对抗洪中的关键取舍给出了自己的评判。在充分地记叙了中国人民可歌可泣的抗洪事迹后，《世纪洪水》笔锋一转，陡然发问：难道人类与自然永远要以敌对的方式存在吗？于是又有了《治水宝典》一章。最后，一篇结语，更把治水等同于治国，指出治水思想之中寓意着治国的思想。至此，一套从资料到理念都具有独立品格的’98抗洪史就完全成型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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